望今制奇 參古定法 評《詩學“活法”考索》

2020-01-27 19:25 | 來源:未知

望今制奇 參古定法 評《詩學“活法”考索》

  詩歌本無法,也無規,它只是人類情感的自然流露。魯迅《且介亭雜文·門外文談》說,早期的詩歌只是人們勞作之時或閑暇之余,為協調步驟,或抒發情感而發出的自然聲音,記錄下來,很可能就成為詩。從發生學角度看,歌在前,詩在后,“歌詩”可能比“詩歌”更好地概括早期詩歌的特點?!蹲髠鳌氛f“歌詩必類”,《墨子》說“歌詩三百”,就是如此。兩漢以后,上古流傳下來的歌被系統收集整理,作為案頭的“詩”,漸漸脫離“歌”的性質,走向獨立,“詩歌”便成為主流?!稘h書·禮樂志》說:“和親之說難形,則發之于詩歌詠言。”此后,詩歌逐漸被文人規范,由雜言到四言、五言、七言,由古體到近體。規則確立固然是好事,但隨之而來的就是束縛。于是人們又要尋找突破,便出現了長短句、散曲乃至現代新詩。從“無法”可依到“有法”可循,由僵化的“死法”到靈動的“活法”,中國詩歌實際上走著一條否定之否定的發展道路。

  在這個發展過程中,唐宋詩歌的巨變最引人矚目。

  李、杜、元、白、韓、柳等大詩人開創了唐詩的全盛時期,就像高聳云端的大山,橫亙于中晚唐北宋詩人面前。盛唐時期的創作,萬眾景仰,“何如海日生殘夜,一句能令萬古傳”。往后的路該怎么走?永遠臣服在前人腳下,高山仰止,就只能像大歷詩人那樣,回歸自我,追求幽怨孤寂的詩美。這顯然不會為那些充滿創新意識的詩人所接受。于是,晚唐北宋詩人謀求創新,別開詞體,一時蔚為大觀。詞,終于闖出一條新路。詩呢?是恪守前人的“死法”,還是追求現世的“活法”,這幾乎成為那個時代詩學論爭的核心。以劉筠、楊億為代表的“西昆派”選擇了模仿,創作上中規中矩,雍容華貴有余,清新閑適不足。當然,其中不乏精彩之句,但總體平平,則毋庸置疑。難怪元好問譏諷這些詩歌“獨恨無人作鄭箋”,譏諷作者都掉進書袋子,走不出來。

  就在西昆體盛行的后期,胡宿從這個流派中脫穎而出。他也崇拜西昆諸老,追模前人。如“西北浮云連魏闕,東南初日滿秦樓”,上句用“西北有高樓,上與浮云齊”,下句用“日出東南隅,照我秦氏樓”?!对娝挕氛J為這兩句“聯合成句,詞意天然”??墒?,盡管語工形肖,終究還是模仿。幾乎可以肯定地說,長此以往,不會成就氣象。他在《又和前人》詩中無不感慨地寫道:“詩中活法無多子,眼里知音有幾人?”這里,作者拈出“活法”一詞,多少有些反省的意蘊。

  從這里入手,曾明教授敏銳地注意到胡宿詩論的學術史意義。于是,他研讀基本文獻,爬梳剔抉,將微觀的文獻解讀、版本梳理、文字??焙秃暧^的理論闡釋、分析考論融會貫通,最終梳理出宋代詩學中“活法”說的演變脈絡,并作如下概括:胡宿是宋代詩學“活法”說的創始人,蘇軾是“活法”說的成功實踐者,呂本中是“活法”說的理論建構者。以“活法”說為線索,以胡宿、蘇軾、呂本中為重點,曾明教授將他的思考濃縮在《詩學“活法”考索》一書中,將這一理論命題放置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的核心位置,因枝振葉,沿波討源,看到一些前人不曾注意或討論不多的文學現象。

  作者發現,在“活法”說提出、闡發和演變過程中,無論是胡宿還是呂本中,常以“彈丸”“珠丸”作比喻。如胡宿詩:“傾出囊中和月露,皎如盤底走珠丸。”“彈丸”“珠丸”等與“活法”,其實大同小異,只是內涵有所不同。蘇軾多次以“彈丸”論詩文,有著豐富的審美意象。與之相近的是用“脫兔”比喻,依然是他所倡導的好詩如行云流水,常行于所當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。這種比喻自然、貼切,很有詩韻。曾明師從著名學者王發國先生,長期浸潤六朝詩學,尤其鐘情鐘嶸《詩品》。他從胡宿、蘇軾等人的主張,聯想到謝朓所推崇的“好詩流美圓轉如彈丸”說,聯想到沈約提出的“三易”說,于是從“音”“義”兩個方面上溯六朝,章分句析,旁羅參證,將宋代的“活法”說與六朝詩學聯系起來,呈現出一種歷史的縱深感。沿著這樣的思路,作者又將胡宿等人的主張,與唐代“清水出芙蓉,天然去雕飾”的美學精神聯系起來,為胡宿、蘇軾、呂本中的理論主張探得活水源頭,找到詩學依據。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,胡宿等人所倡導的“活法”說,既是對齊梁流美圓轉詩風的繼承,也是唐代多元文化交流、佛學儒學互補背景下詩壇革新的必然結果。“活法”說的提出,為中國詩歌由“唐音”向“宋調”的轉變奠定了理論基礎。唯其如此,胡宿無可爭議地成為這個轉變時期不可或缺的關鍵人物。

  作者還發現,蘇軾的若干文學主張,如“八面受敵”與“以情理推之”,“彈丸脫手”與“兔起鶻落”,“無意為文”與“有為而作”,“隨物賦形”與“行云流水”,“以文為詩”與“以賦為文”,“以我觀物”與“自是一家”等,無一不是對“活法”說的最好實踐。歸納起來,所有的線索都集中在“有意于文者之法”和“無意于文者之法”辯證關系上來。蘇軾倡導“無意為文”,并不是絕對的,從創作過程看,最初或出于“無意”,其實始終處在“無意”和“有意”之間,而最終呈現出來的則是“活法”說所指引的“無意”境界,是“天工”與“人巧”、“無意”與“有意”合二為一的最高境界。這種理論主張對北宋文人的思想與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。

  呂本中是宋代詩學“活法”說的核心人物。雖然他不是中國詩論“活法”說的首創者,但他對“活法”說所作出的巨大貢獻,在某些方面,仍有其不可替代的獨特之處,至少有五個方面的貢獻值得表而彰之:一是給“活法”說界定通達的內涵和外延;二是給“活法”說充實應有的內容;三是給“活法”說指明運用的方法;四是為“活法”說探尋理論的來源;五是讓“活法”說走向文壇,產生巨大影響。

  為了系統地解釋上述發現,作者從傳統中國文論語境“內部”出發,將所論要點置于特定的時間與空間坐標上,重新梳理各種理論命題、核心概念以及這些文學主張在創作方面的種種表現,努力在歷史長河中考察其來龍去脈,把握其演變邏輯。同時,作者又時時提醒自己,要以全球語境為參照,超越東西方的隔閡,努力尋找某種“共通”的源頭,商略異同,探尋本質。

  更值得稱道的是,作者不是孤立地研究文學觀念史,而是密切聯系創作實踐,將宏觀考察與微觀分析融為一體,切合實際。譬如他論胡宿詩歌的創作,強調他對西昆派的糾偏,更強調他對北宋中期創作的影響。這種影響不是口號式的,而是創作風格、寫作手法的變化。就創作風格而言,胡宿的詩歌既有僻澀難解、艷麗凝重的一面,也有平淡簡遠、清新自然的另一面;就寫作手法而言,他既有割裂古事堆砌麗藻的“昆體”成法,也有直寫所見所聞所感的白描手法。這種概括,讓我們想起曹植,想起杜甫。他們也是引領詩風轉變的關鍵人物,起著承上啟下、繼往開來的作用。當然,就詩歌創作成就來說,胡宿遠遠不能與曹植、杜甫相提并論,但他有詩史的意義。他的詩風僻澀艷麗,手法上對典事的頻繁使用,對麗詞的過分追求,是“繼”西昆體之“往”;白描手法的運用,平淡清新的追求,又預示著新一代詩體的來臨。在這樣一個歷史轉折時期,胡宿的“活法”說不是簡單地對“西昆體”的顛覆,而是拯救“西昆體”的弊端,希望后來者能揚長避短,開創新路。這一點,近似于后來的呂本中,雖脫胎于江西詩派,卻反戈一擊,用“活法”“金彈”拯救后江西詩派“生硬”“晦澀”之弊。他們的理論反思,他們的創作實踐,更有內在的引領力量。

  由詩學上的“死法”“活法”說開去,作者縱橫捭闔,視通古今,注意到各種風格往往相輔互補,對立統一。如《詩經》和《楚辭》、司馬相如和揚雄、李白和杜甫、韓愈和柳宗元、蘇軾和黃庭堅、魯迅和郭沫若等等,相輔相成、互為補充?!对娊洝匪?ldquo;方”,《楚辭》似“圓”;揚雄似“方”,司馬相如似“圓”;杜甫似“方”,李白似“圓”;韓愈似“方”,柳宗元似“圓”;黃庭堅似“方”,蘇軾似“圓”;魯迅似“方”,郭沫若似“圓”。如此等等,還可以舉出很多。孟子說:“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”。而上述這些作家作品,無論有無規矩,皆成方圓。這就昭示我們,所謂規矩,所謂方圓,不可偏廢,不可或缺。胡宿的“以李補杜”,亦是“以規補矩”,“以圓補方”。方圓互補,意在法外,才是詩學“活法”的真髓所在。

  行文至此,再回到開篇討論的話題。幾千年中國詩歌的演變,無外乎就是一個立規矩又不斷地修訂規矩、樹傳統又不斷地突破傳統的過程。任何一個成功的詩人,或文學理論家,都無法回避這個問題?!段男牡颀?middot;通變》贊曰:“文律運周,日新其業。變則其久,通則不乏。趨時必果,乘機無怯。望今制奇,參古定法。”強調“通變”意義,參古定法是通,是繼承;望今制奇,是變,是創新。與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相比,文學的繁榮發展并不一定遵循進化論的規律。體現人類早期文明的某些文學特性,后來者可能永遠無法企及。但是文學發展又與人類文明進步相向而行,即從無序到有序。鐘嶸把“自然英旨”作為衡量詩歌好壞的標準,強調自然,并不意味著脫離規范。杜甫“晚來漸于詩律細”而又不受詩律束縛,蘇軾主張從“嚴詩律”入手,最后達到“無詩律”境界。何止是詩,古今中外任何一種文學體裁,無不如此。如何繼承前人精華,如何發揮個人才能,如何創造杰作,這是考驗一個文學藝術家是否具有創作天才的重要標志。

  我與曾明教授的結識緣于我們的老師。20世紀90年代初,我在曹道衡先生那里讀到王發國先生贈送的專著《詩品考索》,印制比較粗糙,當時并沒有引起特別注意。后來,我的另外一位老師沈玉成先生幾次提到這部書,建議我認真閱讀。朱熹說:“讀書,須是看著他那縫罅處,方尋得道理透徹。若不見得縫罅,無由入得??匆娍p罅時,脈絡自開。”王發國先生的著作也有這個特點。他心細如發,多在尋常處發現蛛絲馬跡,討論的多是前人很少論及的瑣細問題,推衍開來,又可能引出許多重大問題。這令我非常感佩。在我的印象中,曾明陪同王發國先生拜訪曹先生,我有幸叨陪末座,得與曾明教授結識。在交談中,我們有很多共同的話語,也發現原來我們有相近的閱歷。后來,彼此都越來越忙,雖有書信往來,見面的機會并不多。2010年,我接手文學所領導工作,開始籌劃文學研究所三個“六十年”(文學所創辦六十周年,《文學遺產》《文學評論》創刊六十周年)的紀念活動。最初的工作,就是與福建師范大學和西南民族大學舉辦研討會,紀念籍貫為福建長樂的鄭振鐸和四川萬縣的何其芳等,他們是文學所創所的元老。在籌劃這些活動中,我與曾明教授多有接觸,知道他在承擔繁重行政工作之余,仍鐘情于學術,“不將精力做人情”。他原本研究漢魏六朝文學,隨著視野的開闊,下延到唐宋,專心致志地研究宋代文學思想。兩年前,他就跟我提及正在撰寫的一部論宋代“活法”專著,希望我能作序。我確實很關注漢魏六朝文學思想研究,但精力所限,唐宋以下很少涉獵,很愿意從同行的著作中學到新知。曾明教授的專著給了我這樣的機會。譬如反復討論宋代詩學的“活法”問題,就觸動我的聯想,認為這一主張不僅限于文學,凡做人做事,讀書從政,其實都有一個“擇先王之成法,而法其所以為法”(《呂氏春秋·慎大覽·察今》)的“通變”問題??鬃又鲝堊鋈俗鍪乱?ldquo;隨心所欲不逾矩”,宋人將這種主張推及讀書,突破“死法”“定法”,強調對經典義理的闡發。由此看來,有宋一代詩學中的“活法”說,其實是人類知識傳承中一個重要話題,既深且廣,遠遠超出我的理解范圍,所以只能翻空臆想,隨文札記,愿借這個機會,就教于曾明教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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